（來源：《群衆》 作者：張生）
《左傳》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奠先輩，牢記曆史，凝聚共識，在國人眼裡，具有和居安思危、整軍經武、奮起反擊侵略者同樣重要的意義。為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侵華期間遭到殺戮的死難者，2014年2月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2014年12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是新中國通過最高立法機關正式立法創設的第一個國家公祭日。中國人以最大的恭敬，把對死難者的追念和對和平的渴求，展現于世人面前。
把南京大屠殺的曆史凝結為民族共同記憶，化為促進國家整合的社會資源，對鞏固“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然而，把南京大屠殺的曆史構建為中國人民、并進一步構建為世界人民的共同記憶，卻不是為了煽起悲情和仇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們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舉行公祭儀式，是要喚起每一個善良的人們對和平的向往和堅守，而不是要延續仇恨。”
從侵略戰争造成的苦難中走來，把南京大屠殺的民族記憶化為追求、維護、捍衛世界和平的機制和動力，是中國在曆史問題上對人類社會的又一個創造性貢獻。筆者從以下三個維度加以論述。
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南京大屠殺發生在南京及其周邊地區，南京市民首當其沖。遭屠殺的主要受害群體之一——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其成員來自全國各地，南京籍子弟占絕對少數。即使受害的平民，也不都是南京人。當時南京的難民中，尚有從上海、無錫和其他地方來的，其中相當數量被日軍殺害。
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并不僅僅是中國人。德國外交官羅森等其他西方國家在甯人士也曾遭遇生命威脅。跟中國受害者一樣，西方人士不惟遭受顯性的傷害。PTSD（創傷後應激反應障礙）症候群體現了一些西方人士目睹南京大屠殺慘狀後産生的“軟性”“隐性”傷害。
就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而言，中國人當然是主要的建構者，但外國人士的目擊和記錄，同樣是南京大屠殺記憶的重要内容。南京大屠殺發生時，有不同身份的外國僑民身處南京。具體來說有下列三個主要的群體：一是英美記者。目擊南京大屠殺的外國記者共有五人，其中四位是美國記者，他們是美聯社記者葉茲·麥克丹尼爾、《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特洛簡·斯提爾、《紐約時報》記者提爾曼·杜丁、派拉蒙新聞攝影社記者阿瑟·孟肯。另一個記者為路透社英國記者史密斯。二是英美德三國的外交官。美國方面，大使館二等秘書愛利生（或譯阿利森）、副領事詹姆斯·埃斯皮、工作人員麥克法恩1938年1月6日作為第一批西方外交官從上海返回南京。德國方面，德國駐華大使館辦事處外交官羅森、沙爾芬貝格和許爾特爾1938年1月9日回到南京。英國外交官普裡多-布龍、洛維特·弗雷澤、沃爾澤與德國外交官一起抵達南京，其繼任者傑弗裡、威廉斯，則在1938年1月底抵達。三是列名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的西方僑民。他們是拉貝（德，中文名艾拉培）、史邁士（美）、馬吉（美）、黑姆佩爾（德）等。另有辛德貝格（丹）和京特（德）在南京郊外運作江南水泥廠難民營。
上述外國人士的報道、日記、書信、報告等，是南京大屠殺曆史記憶的重要材料。沒有他們，不僅影響大屠殺記憶的完整性，而且在戰後的審判中，南京大屠殺一案在日籍證人集體僞證、日方書面材料被故意焚燒的情況下絕不會順利定谳。
我們追求的和平是中國人民的，也是國際社會的
1946年5月到1948年11月，美國占領軍當局下令組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28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審判，通常稱為“東京審判”。東京審判的首席法官系澳大利亞人韋伯，另有來自中、美、蘇、菲、法、印、荷等10國的法官，首席檢察官系美國人基南。
由于南京大屠殺案情特别重大，法庭當時将其單獨列為一案。對松井石根個人的判決，和對南京大屠殺全案的判決，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整個判決的有機組成部分。日本政府在1951年《舊金山和約》中承認了東京審判和包括南京審判在内的各戰勝國在其境内組織的審判的結果。
如果說對納粹的紐倫堡審判奠定了今天歐洲基本國際秩序的話，東京審判和其他一系列審判對日本侵略曆史責任的厘清與判明，是今天全世界關于近代東亞曆史認知的基石，是東亞乃至整個世界秩序的基礎，也是包括中國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付出重大犧牲、進行反法西斯戰争取得的重大曆史、政治和法律成果。
正因為如此，日本右翼一直企圖通過否定南京大屠殺來實現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曆史的雪崩式修正，否定東京審判和其他審判确定的東亞國際秩序，從而達到成為“正常國家”的戰略目的。
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思路看上去複雜多樣，實際上主要是沿襲當年東京審判期間松井石根的自辯、日方證人的僞證及其他幾個被告的辯護律師的觀點，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創新”。他們的用意在于突破南京大屠殺這一在日本近代軍國主義曆史中和東亞各國人民曆史認知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事件，為修正所謂的“自虐史觀”創造條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各界維護南京大屠殺史實的努力，并不僅僅是為了中國的利益，而是為了捍衛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聯手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
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人類未來，堅守南京大屠殺民族記憶
習近平同志提出：“中日兩國人民應該世代友好下去，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共同為人類和平作出貢獻。”翻開曆史，我們可以看到，這是真正關心日本未來的剀切忠告。
南京大屠殺發生時，正是軍國日本對華侵略戰争順風滿帆之時，日軍官兵的日記、書信、報告等無不表現出戰勝者的志得意滿。但是，南京大屠殺其實正是軍國日本走向瘋狂和毀滅的起點。事實上，當時的西方觀察者從南京大屠殺中看到了中國必将持久抗戰的原因和機制。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提出：“戰争給中國帶來了道義上的好處。中國覺醒了。日軍使埋藏在中國人民心中的、之前沒有發覺的愛國主義萌芽了。”美國人貝德士認為，中國人被日軍的屠殺激發起來的悲憤之情，必将激勵他們戰鬥到底。德國駐南京使館秘書羅森則預言中國必勝：“日本以暴虐的行為使中國人紮下了牢固的反抗心理，因此它必将毀滅自己。日本要失敗，以自己的國家為戰場進行戰鬥的中國人不可能向野蠻的侵略者投降。因為遊擊隊是在同‘大猩猩’抗衡，因此‘大猩猩’必定要失利。所謂文化和文明的一切力量與共鳴，都寄予中國一方。”
中國的輿論對南京大屠殺的深遠影響十分清楚，激勵當時的國人必須抵抗到底。《大公報》曾就南京大屠殺發表社評痛切指出：“它普遍的告訴中國人，國萬萬不可亡，亡了國便休想做人！他告訴中國戰士，抗戰殺敵是衛國保種的唯一手段。假使我們拿着武器向後退，失土中的男女老幼同胞的命運便絕對絕對的漆黑了！”
和平，來自像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曆史所激發的包括中國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持久戰鬥。今天我們捍衛南京大屠殺史實的鬥争，具有同樣的意義——不僅僅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日本的未來。因為，“一切罔顧侵略戰争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戰争性質的言論，不論說了多少遍，不論說得多麼冠冕堂皇，都是對人類和平和正義的危害。對這些錯誤言行，愛好和平與正義的人們必須高度警惕、堅決反對”。
（作者系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會長）
責任編輯：陳偉齡